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说，“在我接触过的中国富豪里面，大多是不快乐的。”一语道破了财富与快乐难以成正比的悖论。

易到的周航，由于性格使然，显然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不快乐富豪大军中的一员。原本，从易到离职后，周航加盟了雷军旗下顺为资本，出任投资合伙人。按理说，易到已经跟他没多大关系了，大可以撒手不管。

但是，面对乐视的步步紧逼，他最后还是以自己当初嗤之以鼻的方式，亲手将自己、易到与乐视的恩怨撕裂给公众看。他将这次决裂称为“本来已经是嫁出去的女儿了，现在遇到家暴我不能坐视不管了。”

有趣的是，回望自己的前半生，他也不忘调侃道，“我是一位赚过钱但不开心的商人。”

至今，回忆起2015年，他仍心有余悸，“2015年，这是我近二十几年里最痛苦的一年。”因为，易到失败的迹象是从此时开始的，这也使周航个人第二次创业失败初现端倪。

其实，如果不是创办易到这一次栽得有点狠，周航应该是快乐的，毕竟一路顺风顺水。但是，前面的路走得越是太顺，后面的磕磕绊绊就越能冲破防线。

从小热衷做生意，30岁前实现财务自由

1973年的春天，周航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他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名叫周洲。他出生没多久，父母因为工作从北京迁到四川内江，于是，他们兄弟俩就跟随父母在内江的石油大院里生活，从小就没过过苦日子。

回想起童年生活，周航表示：“那时候，我的童年是金色的。大院的环境跟王小帅的电影里很像，大院里甚至是夜不闭户的，非常安全。”

而且，他的家里有很多书，一半是他父亲石油的书，一半是母亲的医学的书。由于父母工作忙，家里经常没大人，周航就自己坐在屋子里看书。他的文学功底就是这时候打下的。

在石油大院的子弟学校度过了平静的小学生涯后，他中学开始到县城住校了。那是一个跟石油大院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环境就跟一个小社会一样。全校几百个男生住在一个大礼堂里，今天这个人的箱子被撬了，明天那个人被打了，充满了一种江湖感。

尽管小时候的安全感没有了，但这让周航感到既新鲜又刺激，很快，他就混得如鱼得水。而且，中学住校的日子培养了他做生意的兴趣。那时候，他因为不喜欢学校食堂，只好开始倒卖粮票，开始做生意。

最重要的是，父母对他们兄弟俩的教育比较宽松，基本尊重他们的意愿。所以，1994年，21岁的周航拿着从亲戚手里借来的五万块钱，与哥哥周洲一起跑到广东佛山创立天创数码集团，专门经营专业音响。凭借出色的商业嗅觉，不到三十岁，周航和哥哥就拿到第一桶金。

实现财务自由后，周航陷入迷茫了，他带着太太和孩子移民加拿大，打算休息一段时间，于是每天打高尔夫球打发时间，而哥哥周洲则留在国内继续经营着兄弟俩第一家公司。

可是，这样的日子过久了，周航充满了对成功的焦虑和恐惧。有一天，他坐在温哥华别墅的院子里，想到以后每天过着打打高尔夫的生活，忽然觉得恐怖，这不是他想要的。

不甘闲适，回国二次创业

“那时候急于证明自己，我不能再休息了，我37岁了，要赶紧再去做一件新的事情。”于是，他决定回国继续创业。

2010年5月，他找来杨芸和汤鹏，三人一起创立北京东方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易到）。此时，距离Uber推出第一版APP早5个月，距离程维创立滴滴早两年，易到的“专车服务”可以说是前无行人，后无来者。市场需求真实存在，商业模式明晰，收入闭环，易到所有的特征都指向“完美”。

所以，易到早期的发展顺风顺水，面临的是一片广阔的蓝海，融资融到手软。以至于后来，他为了不稀释自己的股权（他持有易到90%的股权），拒绝了巨额融资。对此，周航不无骄傲地说：“在2014年前，整个中国叫车领域都是我们的，其他人都是跟在我们后面才做起来的。”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014年，易到的苦日子来临了。这一年的3月，Uber进入中国，滴滴和快的也相继推出专车服务。尔后，滴滴和快的补贴大战更是打得凶狠，此时的周航还是不为所动，一心一意认为自己对市场的把握最准，只想提供一个高品质、差异化的小而美服务。

随之而来的2015年，周航彻底奔溃了。当时滴滴和快的两家公司合并，一举占领中国80%以上的出行市场，杀得周航毫无还手之力。他说，“易到是我第二次创业，我也经历过很多不同时期的困难，但是感觉最难受是2015年。”

这样近乎弹尽粮绝的溃败感深深困扰着他，甚至已经依稀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但是他还是不甘心。情绪如同过山车，一会儿觉得有希望，一会儿又觉得跌入谷底，很难平静。

整一个2015年的夜晚，周航都睡不着。“你一点钟睡，四点钟也起了。两个小时都是浅睡，很焦虑，极其焦虑。”

更惨的是，他找了很多家投资公司，都没有人愿意投资，就连多年老友梁建章也不愿意当这个“接盘侠”。毕竟投资人也不傻，向来都是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碳难。

无奈“牵手”乐视，自此恩怨交叠

这时，处于势头上的乐视找上门了。周航第一次见贾跃亭，彼此印象都不错，尽管一直没听懂贾跃亭“生态化反”的概念。就这样，乐视入主易到，周航完成法人手续转移后，主动从CEO位置上彻底退出。

为此，周航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个创始人眼里的<师父>》。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人到中年，时不我待，急于成事，但在各种保守和复杂面前，还是功败垂成。”当时，易到刚被乐视收购两个月。

很快，周航的这样担忧与孤寂就凸显出来。双方的矛盾非但没有随着周航的退出而消退，反而逐渐升级。

2017年年初，事件远远超出贾跃亭的控制，不仅成百位易到司机开始在易到办公室聚集讨薪，而且公安局副局长、治安大队大队长也每天到易到“上班”。这样的情况持续长达数月，直到有关部门找到周航，要求配合调查，说明实情，他终于爆发了。

“我当然不愿意承受这样的骂名。不是我做的，为什么由我来承担责任？而且在当时易到是有选择的，可以尽量化解易到危机，可他（贾跃亭）就是不干。”于是，4月17日，气炸的周航以一封亲笔信就把易到、乐视甚至自己一起推上风口浪尖上。

其实，周航不是没有挽救过的。发亲笔信之前，他曾撮合携程投资。只是在梁建章和孙洁从上海飞到北京与贾跃亭见面过程中，贾跃亭始终岿然不动。

谈崩后的周航，也失去了平时的“中庸”，选择了比较激进的方式去对抗贾跃亭。好在，最后，易到还是等来了新主人。而周航自己也投入了雷军的怀抱。

面对乐视入股，周航始终相信这就是宿命。“外界总觉得我是在N多选择中，做了一个失误的选择。其实那会儿明知道它（乐视）不够好，乐视也是我最不愿选择的，但是其他人没有选择我，我也没得选择。”

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易到的最后结局，固然有周航自己的固执，但时代也未必尽如人意。

就像他曾写下的“最终，大家都不过是在一团森严的规矩里头笑嘻嘻抱团，一边抱怨，一边成为自己抱怨的世界的一部分。”

末了，他仰头咆哮，“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不用死，也能争一口气。”也是，纵然是接受现实，到底意难平！

心有不甘，何从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