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理想而加入，因为无奈而退出。这样的过程，说来总是带有一番忧伤。平日里，媒体人的笔下都在还原别人的事实，如今当他们辞去工作的时候，也以同样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

因为理想而加入，因为无奈而退出。这样的过程，说来总是带有一番忧伤。平日里，媒体人的笔下都在还原别人的事实，如今当他们辞去工作的时候，也以同样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好像谈场恋爱，分别的时候，喜欢和前任说点什么。今天，刺猬君带您摘读一些媒体人曾写过的 分手信 。

by 王海萍 整理

1潇洒型：原新京报体育记者田颖

当我看到有些媒体天天歌功颂德，被人好吃好玩好伺候，盯着负面消息纯粹为了敲诈，却有着比我们高的收入，有着比我们好的名声，而我们却经常挨骂，甚至被诅咒家人死亡的时候，一次次想，走吧，走吧。

可是，哪个行业的人不被骂？难道因为挨了几句骂就不在继续儿时的梦想了？当然不是，最后让我下定决心离开的，不是那些个有病的读者，而是整个新闻行业的审查监管，新闻从业记者素质低下，让我曾经神往的这个职业，越来越恶心，我越来越不快乐。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做个好记者，即便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被世界改变。至少在从业这8年，我做到了。我宁愿记者并非我的理想，而只是一个混饭吃的工具，那样我就不会伤心。

或许别的行业，同样有各种不美好存在，但是我不想，眼睁睁看着我深爱的职业沦陷。既然无法改变，就离开吧。我乐观地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坏人，只有为了利益站在不同立场的人；我悲观地认为，世界上存在坏的制度，让每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争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在这种制度下，良知，是个多余的东西，有良知，是对自己最残忍的做法。

总而言之，结论是：去你妈的理想，姐赚钱去了。

2独立型：前媒体人比熊贼贼

做了三年之后，也就算是做熟了，圈子其实就那么大，该认识的人都认识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每天的生活被跑会写稿交稿交际填满，难免会懈怠下来。况且我自己又是想要把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开的人，如果想在工作上取得新的进展，就得去主动结交新的人，而且一定得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再模糊一点，我明白自己做不到。

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感觉不到进步，自己心里又有障碍的感觉，你说这是中二病也好，不成熟也好，什么也好，但我就是不喜欢，深夜里醒来觉得很难受。很想通过提高工作质量的方式去改善，但我发现写了太多稿子以后，我只会用固定的格式写东西，提笔就是 本报讯（记者xx） ，除了那种汉字的排列组合方式，我已经很难再想起别的。

这种感觉让我很害怕。毕竟写作是我唯一的可以拿出去说的、赖以为生的技能，它在慢慢被用完，耗尽。又很难有时间去做新的知识补充。我终究说服不了这个幼稚、过分求真、又太理想主义的自己。

另外一点， 我在制造垃圾信息 的感觉愈发强烈。身处娱乐圈的边缘，这个圈子呈现给大众的东西事实上是和真实人性无关的东西，但每个人都试图从里面看出什么来。媒体是圈子与大众的中介，我的工作实际上是把那些东西拆开打散，制造当天就过期的碎片。于我而言，这是一种难以忽视的荒谬。

3上进型：前《南方周末》报社驻京记者方可成

我要离开周末的团队，飞往地球的另一面，开始至少5年的求学生涯。但我想，我不会彻底 离群 。我会继续写作，虽然不再是职业记者的身份；我会继续观察中国的新闻业，虽然不再是身居其中的一线工作者；我会继续思考，并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和讨论自己的思考心得。

这确实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憧憬着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在五大湖区一个安静的小城，过几年简单而专注的生活，潜心读书，锻炼身体。

再见，南方周末。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愿你永远如那一缕打在人们脸上的阳光。

你好，博士生活。我将献出30岁之前的最后几年时光，愿你看到我每一丝微小的进步。

4耿直型：前央视制片人王青雷

我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也不是什么反体制的英雄，只是这个时代变革的推动者和坚守的新闻人。我不希望有一天，当那些从新闻系走出来的大学生进入媒体时，指着我们的脊梁说： 你们选择退缩和妥协，凭什么教育我们坚持新闻理想？ ；我不希望有一天，当孩子们遭受更多的不公时，我们的下一代看着我们的眼睛说： 你们当年为什么不敢大声地说一句真话？ ；我不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垂垂老矣的时候，望着夕阳，后悔我们曾经由于勇气的怯懦和良知的躲藏，而眼看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坏！

而我希望人们这样看待这个时代的我们：他们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不再是鲜血和生命，而是敢于说真话的勇气和甘愿遭受挫折但坚持理想的信念；

我希望人们这样看待这个时代的媒体：那群有着理想的人，在黎明前的中国打着火把寻找方向，他们走过沼泽、穿过河流，他们筋疲力尽但矢志不渝；

我更希望人们这样看待这个时代的中国：它在艰难苦痛的变革中，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期望，让中国真正属于它的每一个公民！

离开了，如果可能，如果没有权力的干预，我还希望能做新闻，因为路径可以改变，但方向和理想依然执着。

告别央视，告别十年，给我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起点。不曾后悔，心怀感激，这是我和央视的告别，也是一个时代坎坷的注脚。它记录了我们前行的艰难困苦，它上演着一个社会的荒诞不经，它无足轻重，它引人深思。

5理智型：原《南方周末》记者翟明磊

一、上星期三（8月13日），我经过艰难采访完稿的《明孝陵保卫战》在新闻部同仁努力下，撤下一个广告版安排上稿，编排完毕。4时许，张东明总编告知新闻部同仁，这稿子撤下，理由是：

1，此稿批评了南京市政府。2，文中写了明清民国三代对明孝陵的严格保护，有今昔比较的效果。此稿因此被枪毙。同仁表示惊讶与气愤。

我对此事的看法是：我尊重张东明总编枪毙稿子的权利。但报社毕竟不是衙门，不是唯官是大，上面做什么，下面无条件服从。枪毙稿件需要充分的理由。此稿相同的题材已在南京北京多家媒体上发表，均批评了南京市政府。应该说此稿风险并不大。

宁愿得罪记者，也不愿得罪政府，而且在当地政府完全没有施加压力情况下枪毙稿件。我个人在周末是第一次碰到，在我七年记者生涯中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随意枪毙稿件的做法，我认为失去了周末的风骨，也超过我的忍耐底线。我必须为自己稿件发表权提出抗议。这种枪毙属丑闻，否定了记者劳动，也否定了两位七十岁专家在南京最酷热的天气中在野外的劳动，更影响了周末在南京记者群中的信用。历来只听说周末领导顶住压力，努力发稿，未闻领导主动因稿件批评了政府而撤下。

二、上周末，我接到以南方周末办公室名义发出的通知，现公布如下：

通知 翟明磊同志：

你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考核情况为：3月和5月考核为 E ，2月和6月的考核空白。按规定应予解聘，编委会经慎重研究，考虑到6月份的客观因素，作出如下处理：留用3个月，以观后效。特此通知。南方周末办公室 2003年8月12日

我接到此信感到心寒，也感到了周末已不再是一个有人性味的企业。 以观后效 一词不知是何意，做为聘用者与单位，地位应当是平等的。有何资格用这些威胁的口气？更荒唐的是我并不符合考核标准的处罚标准。（后来解释是搞错了）之所以对此信感到心寒，应当指出这四个月我在采访中的感受是特殊的。

为了新闻我不顾家庭安危，妻子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前方记者最希望的是后方的支援与理解。没想到换来的是一张冷冰冰的通知，周末还有没有人味？

三、我于2002年3月21日曾发表出《宏村之痛》，此文历时两个星期，两位元记者连续采访，写出京黟公司与政府串通无偿拿下世界文化遗为宏村的三十年承包权，将门票收入98%占为已有仅将1%交给农民，造成当地农村的贫困，这个公司违反国家规定，不愿修缮古民居，造成世界文化遗为古民居倒塌。

京黟公司在黄山市起诉周末，按管辖地原则，对周末是非常不利的，要求索赔100万并致歉，经集团律师与我的努力，我们出示了大量采访证据，而对方出示的证 据甚至证明了我方的观点，这样情况下，一审判五万，并致歉，二审判我方不用赔偿，需要致歉。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新闻官司难打，这样的判决基本上证明了周末的无罪。

按周末传统，这样的判决，周末历来是拒绝登致歉启示。在刘秋海案中也是如此。因此报社与我达成一致意见，拒绝刊登。

八月二十一日，我突然发现，在法制版上，悄悄（何谓悄悄就是没与我商量）登出一行启示，称为京黟公司（文章中批评物件）恢复名誉。这种行为充分显示了管理 层的怯弱与虚伪。我认为周末保护记者，勇于激浊扬清的生态已发生变化。

我信守自己的承诺，报社一登致歉启示，我就辞职。以上是我辞职的三个原因。

6理想型：前《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

尽管有时候我会下意识地对这张报纸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因为除非它的领导人能够意识到维系一个媒体机构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非那种简单的看得见的东西，否则它不可避免的会夭折，当然我相信，他们很难意识到，你知道的，每个人都有盲点，这不能苛求。不过，我多少要表明一下立场，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消失，尽管它对我没有直接影响，但我想在一些时候，总是要捍卫一点基本的立场吧。

我的确真心地感谢很多跟我一起工作过的人，他们愿意为我身上那一点优点，容忍了我大量的缺点。我很讨厌辞职变成了某种强迫性的要求，就因为我们一起共事很愉快，我们是一个TEAM，如果我们一些人的离去，就一定需要你们的呼应，这种想法不一直是我们讨厌的派系传统吗。我们在一起工作很愉快，是因为我们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我们是 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我讨厌现在的经济观察报，也是因为它搞得像是党派斗争，那么多政治正确，那么多不透明性──我们成功是因为我们方式简单，而不是复杂。

当身陷一个组织中时，我们很容易就以为这个组织就是整个世界，我们担心一旦离开，是否就意味着安全网的消失，就意味着很多麻烦。但如果我的朋友中、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这样想的话，我会理解却有那么一点疑虑，因为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没有什么比勇敢更重要的品质了，那种安全感的消失，往往也意味着新世界的浮现。

此外，我想对我的领导说，让我们来一个公平的游戏，我们谁也不要说谁不好，搞得彼此像是背叛的恋人。这是个公平的游戏，我们曾经一起共事过，然后因为本质的想法不同而分开。我们的生活都会继续，每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人生一场长跑，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的，我又想起了罗兰 巴特，他37岁才开始写作，卡尔 波普尔，他到了将近50岁，才获得初步的声名。或者想起了更厚颜无耻的一种说法，这世界会记得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至于他们参加创办过多少份报纸，谁记得它们的名字(这一句实在有点骄傲和让人讨厌，但我真的这么想过)。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