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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租房主被拘背后的监管困惑:“共享经济”怎样信任如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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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享经济代表行使之一的短租在不同地区却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面对短租等新事物时,法律法规的滞后导致了政府在监管时截然不同的应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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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市松江区某商圈两户商家将公寓改成按日出租的短租房,被警方查处,两名房东也被公安部门依法行政拘留。此消息无疑令处于城市管理边界地带的短租行业门上蒙上一层阴影。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地区大力打击短租行业的同时,另一些地区却又以各种形式鼓励者短租行业的发展。例如,短租平台之一的Airbnb便曾与深圳市以及重庆市等地的地方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类战略备忘录的签订无疑意味着该地区地方政府对于短租持有支持态度。

作为共享经济代表行使之一的短租在不同地区却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对此问题,记者采访短租平台负责人和业内专家,双方均表示,面对短租等新事物时,法律法规的滞后导致了政府在监管时截然不同的应对态度。

法律法规确实导致各地政府对待短租态度不一

“正是因为法律法规没有对短租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政府在操作时拥有了极大的弹性。”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城市战略与规划研究室主任邓智团说,这种弹性导致了各地政府对待短租时有的极为严苛、有的却颇为放松,虽然松紧不一的态度很难评论孰对孰错,但法律法规和政策上的空白并不宜长期存在。

“在共享经济及民宿成为热门的新经济形式之后,相关立法其实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政策层面是鼓励共享经济及民宿产业的发展的,但国家政策精神的贯彻需要具体立法的跟进,这使得一些地方的民宿监管力度就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作为新兴的商业形式,必然会伴随着有些普遍性的初期问题。”国内短租平台之一途家网公关总监唐挺评论,如何实施“包容性监管”应该是我们现在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唐挺认为,民宿的概念是囊括农家乐和城市民宿的,相比主要以周边游为市场的农家乐,城市民宿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因为城市有大量的闲置房屋库存,需求更加多元化,也更加旺盛。因此其市场强力更值得挖掘和开发。所以,专门对城市民宿的立法也应该及时出台。

专家:短租平台到中国后应做调整,不能只收佣金不监管

邓智团提出,除了政府监管之外,短租平台在行业发展中也必须肩负更大的责任。“在中国,短租行业可能会面对诚信体系不完备等更多的考验,在这一大环境之下,短租平台有责任对消费者做更多保障来维护整个行业的发展环境。”

邓智团说,在一些发达国家,短租平台并不需要做太多的审核、管理工作,简单地向房东房客收取佣金便能赚钱,但在中国,短租平台必须做出调账和转变,适当多一些介入对于交易的管理、对于房东房客的约束也监管,才能适应当前中国的市场环境。“如果不针对各地市场作出调整,那么某些在国外发展非常成功的平台在中国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未必能做得下去。”

唐挺同样强调了平台管理的重要性。“在监管方面,互联网平台可以弥补政府部门监管的不足。通过各种规则的建立,平台基本可以实现对房东的合法合规性、房客的身份验证等进行核查。同时,平台的交易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也可以解决信任问题,各类纠纷通过平台的协商沟通渠道进行解决。”

唐挺说,除了平台交易方面,途家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动非标住宿的标准化,在对民宿这种非标住宿的管理中,途家会控制最关键的核心部分,例如安全门锁、卫生、保洁、方便到达等。唐挺所说的这种标准化和对核心部分的控制,也被业内认为是途家考虑到中国短租市场的大环境对于行业模式做出的改良。

中国短租最大的阻碍不是政策,而是缺乏特色

但唐挺同时强调,如房间装修风格等则属于短租的个性化体验,对此途家并不会做标准化方面的要求。

“个性化不足可能是短租在中国发展最大阻力。”与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政策不明朗成为短租在中国发展最大障碍的观点不同,邓智团却认为,面对酒店缺乏竞争力才是短租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与国外的情况不同,中国的酒店价格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定价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一晚的酒店都能找到,这意味着短租在中国并不存在补酒店业短板的问题,它的空间也可能并没有国外市场那么大。”邓智团说,正是因为酒店层次的丰富以及经济型酒店在中国市场的充足,短租行业在价格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的短租不应该打价格战,而是应该发展自己的特色,以此与酒店形成错位的竞争。”邓智团说,相比尚不明朗的监管政策,如果在安全性和市场供需方面找到平衡点,才是中国短租行业首先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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