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1990年，联合国根据其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36届会议的建议，决定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唤起国际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侧重点是关注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和环境问题造成的压力。然而，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侧重点是关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关注重点转变的背后，是世界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旧的人口理论已经过时了。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

大约200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下面这一逻辑链：技术进步可以产生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然而，收入的增长很快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对工业时代以前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近似。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会导致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世界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却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首先，农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中国，农业只是贡献了经济总量的10%左右。

其次，人口增加会降低生产力的这一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工业和服务业了。理论上讲，尽管工业部门的确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因此，较大的人口规模将消耗更多的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然而，工业部门的资源强度却远远低于农业的土地强度。

此外，与土地不同，由于技术创新，人类已经发现了许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约在200年前，人们用木头和石头来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们可以已经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建筑材料了，比如金属、玻璃、水泥、橡胶等。历史上，能量的主要来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许多新能源已经被发明利用了，比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能。

在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联网和娱乐行业对自然资源的要求就更少了。这两个行业中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大量复制，几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要使创新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个国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群体。

最后，在后工业时代，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恰好相反：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父母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消失了；伴随着国家的繁荣，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几乎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非穆斯林的亚洲，通常是在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4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低于2.1的替代水平；而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低于1.5。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世界上那些还处于前工业经济阶段的最贫穷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稳定的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人口是创新的动力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其进一步创新，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庞大人口规模就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美国上个世纪的经济史就展示了这种优势。

在工业和信息时代，人口众多是创业和创新的重要优势。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经验是另一个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一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同时，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家创立了成功的本土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展开竞争。例如，华为和联想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人口数量，中国不仅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将大有作为。

中国人口形势严峻

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危机，但中国的人口危机更比大多数国家都更严重，原因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有20多年，但至今仍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而且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认识到未来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多么严重。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让很多人觉得有关人口政策的讨论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但实际上，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低生育危机，而全面两孩政策依然是仅次于一胎化政策的最为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3%。而中国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已经由1985年18.4%跌至2015年的12%以下，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进一步跌至5%甚至3%以下。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即便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严重的低生育趋势也难以逆转。中国，正面临人口坍塌。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元旦实施。由于长期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的新生儿应显著多于201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2015年多131万人）。而生育高峰可能出现在2017年，当年新生儿数量可能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乃至未来百年之内新生儿最多的一年。但纵向来看，2017年的生育高峰远低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高峰，甚至远低于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数。实际上，1950年代初期年平均出生人口都超过2100万。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至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由于197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较高，中国人口结构是老人和小孩少，中年人多。虽然现在每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很少，却依然多于走入生命终点的老人，所以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可以预料，中国人口将在十年之内步入负增长，然后不断加速萎缩。长期来看，就算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能把生育率长期维持在比2000到2014年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人，而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两者比较，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除非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人口的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是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到2015年还占世界18.7%，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

要完全放开和鼓励多生

要缓解未来人口危机，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如下鼓励生育的政策：

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头抵税，也可以对养育家庭的补贴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生育补贴是发达国家国普遍执行的一个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有效果，需要耗费巨大的政府财政预算，幸好中国现阶段还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政府的财力还相对充裕，完全有能力实行大力度的生育财政补贴。如果现在还不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等到再过10年，中国经济放缓，养老负担加重，政府财力就会捉襟见肘，鼓励生育就可能力不从心了。

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大量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却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了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的困难。

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业。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所以，大城市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然而，要把这样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把大城市建设成为规模最大、环境优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才聚集地，让更多年轻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创业，也能够生得起养得起更多地孩子。